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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无线固话将会如BP机一样消失

栏目【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2015-06-03


        说起BP机,笔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笔者是在97年接触BP业务的,那时她在城区皮鞋大楼一楼经营了3年,当时一个上午的销售额可达到2万左右。在她的记忆中,最高的一部中文机售价在7000左右,每个月的费用最早是260元,后来调到160—180左右。传呼机逐渐普及后,数字机价格下降到300-1000左右,每月的费用先是120元,后来是60元。传呼机退出市场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谁要是有个传呼机跟现在的人买了辆汽车的感觉可能一样”兰女士说,普通人一般是买不起的,能买的一般都是做生意的有钱人或是机关干部,直到传呼机普及,价格下调后,普通工薪阶层买传呼机的才多了起来。
 

        一部传呼机  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传呼机的存在同时带来了另一个生意的火爆——公用电话。因为当机主看到“请速回电”的留言后,就会尽快找到电话回电,这时候一些精明的生意人便做起了这个生意,所以,公用电话遍布了全城大街小巷,而且收入很可观。那时市民经常可以看到在街上有急匆匆找公用电话的人,甚至还会排队。
 

        传呼机不仅是那个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同时还给人带来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家住三鹏广场的陈女士使用过两部传呼机,不过令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因为一部传呼机曾经成就过同事的一段美好姻缘,起因是号码传呼错了,对方根据留言来到约定的地点后发现竟然都不认识,不过,在短暂的接触后,两人开始便一直保持联系,没想到一年后,俩人竟然结婚了。她说,实际上打传呼,没有一点个人隐私,因为要通过第三方也就是寻呼台才能把信息传给对方,比方说,“我爱你、在哪里喝茶、在哪个地方见面等”深更半夜打传呼传递这些信息,传呼台上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没得啥子隐私可言。
 

       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  BP机被淘汰
 

       BP机进入中国大概是1984年,90年代算是'寻呼'的顶峰时期,后来有了'砖头'大哥大、再后来有了'小砖头'手机,当手机制造发展到现在时,在与以往'砖'头手机比起来已经算是微型了。在寻呼机逐渐被淘汰的阶段,有的把寻呼机当成了闹钟,有的就干脆放在家里闲置起来,或者当废品卖了,所以,现在要想找一部传呼机已经不容易了。'但不管怎样说,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的印记,也很值得曾经使用传呼机的人怀念或者说珍藏这段记忆。
如今的通讯工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各样的手机可以通话,发短信,录音、摄像,还可以上网,QQ聊天,带着这样一部功能先进,齐全的手机,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了解到国际国内的新闻。秦女士笑着说,'现在莫说手机了,就算是买辆车也找不到当年使用传呼机的那种洋盘的感觉了。
    2007年3月22日,一个普通但与无线寻呼息息相关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联通30省无线寻呼业务正式关闭,曾经风光20多载的无线寻呼业务就此划上了句号。

快节奏的生活让作别变得频繁,但离别并不都是伤感的。



电报“下岗”,微波、短波退休,手机、QQ、MSN等个人即时通信工具已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事实上,无线寻呼正式退市之前,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多年。在移动通信飞速发展之后,无线寻呼无憾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有事儿呼我”

可以说,BP机是第一代个人即时通信工具。它可以在茫茫人海中为你众里寻他,并第一次实现了“随时随地”传信息,“有事儿呼我”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流行语。BP机的流行,体现了人们对即时沟通的强烈渴望。

国内第一家无线寻呼台创立于1984年的上海,当时共有4000用户。1985年11月1日,京城第一家人工无线寻呼台,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属下的北京无线通信局经营的“126”正式开通。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这能发出声响的小黑盒子有什么用处,且1000多元的售价几乎是当时普通人一年的工资。几年中,国内的无线寻呼发展得不温不火。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无线寻呼业出现转折。尤其是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让组委会的官员和更多的普通用户认识了无线寻呼。那时,组委会的不少工作人员是126的“大客户”,126台为他们提供了“专项服务”,比如,发会议通知、留言回复等,126几乎成为组委会的“秘书台”。这之后,BP机时来运转,变得炙手可热。北京复兴门长途电话局南门东侧的一间小平房——126营业厅前,经常出现排队交费的长龙。那时候,腰间别着一部BP机会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由于家庭固定电话尚未普及,打电话极其不便,街头公用电话也不多,于是,手持BP机排队打公用电话成为街头一景。

1991年,汉字寻呼机问世,传呼的信息量增大,受到用户的普遍青睐。1992年春节,人们开始用BP机传达节日的问候,北京126寻呼台每小时的寻呼量甚至达到了1万次以上,寻呼业务发展火爆。

为缓解126人工台的压力,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1992年12月28日,北京无线通信局127自动寻呼台开通。因自动寻呼不需话务员接转,呼叫方只要连续拨出10个寻呼号码,并听到两声清脆的“滴滴”声音后就完成了一次呼叫。自动寻呼大大方便了呼叫者,也刺激了寻呼用户数的膨胀。当时,北京无线通信局只有位于西直门的营业厅受理“127”自动寻呼业务,用户为申请“127”夜间就开始排队。这一年,北京无线通信局的BP机用户数量突飞猛进,仅126、127台就达到15万用户,创下了历史纪录,使无线通信局所属寻呼台成为京城“老大”。

内忧外患寻呼衰

1993年8月,原邮电部出台国发第55号文件,社会经营单位获准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开放就意味着竞争。此后,社会办寻呼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无线寻呼的发展如火如荼,仅北京一地平均每周就有2家寻呼台开业,且当年投资、当年收回。那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富,上寻呼。在利益的驱动下,寻呼业迎来一个雪崩时期,寻呼台数量以翻番的速度递增。

在1995年至1998年的4年里,全国每年新增的寻呼用户数量均在1000万以上。到1999年底,全国经营寻呼业务的单位已有1400多家,寻呼用户总数达到了7360万户;2000年底,达到8400万,寻呼用户总数已持续数年居全球第一。其中,出身“邮电”,也就是隶属原邮电部电信总局经营的寻呼台占据优势,市场占有率超过60%。

一个行业的发展,不仅受技术、市场、相关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更面临不可预知的政策风险。

1998年,电信体制改革开始,原邮电部将电信总局经营的无线寻呼业务进行了剥离改制,成立了独立经营的国信寻呼集团公司。以后,又根据国务院的有关决定,于1999年5月20日正式将国信寻呼集团公司成建制划转中国联通。在中国联通上市的85亿元净资产中,“国信”作为优质资产占据69亿元。应该说,国信成建制融入联通,寻呼为联通的成功上市和加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无线寻呼进行体制改革、整合的同时,我国移动电话市场一路高歌猛进,出现了又一个“雪崩效应”,用户数量逐年呈几何级数递增。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0年,我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分别增长600万、1300万和4000万户。到2000年时达到8526万户,总数超过了寻呼用户。为节省话费,很多移动电话用户接到来电后不讲话便挂机,用固定电话回复对方。这种方式也无异于“寻呼”。但这种寻呼方式是自助式的、高效的。进入21世纪,手机逐渐具备了主叫号码显示、短消息等功能,这使得手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寻呼机的功能。这些业务的替代作用击中了无线寻呼的“命门”,使得寻呼无力还手,在竞争中节节败退,并渐渐被用户遗弃。

无线寻呼作为最早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之一,市场开放程度高,加之门槛过低、行业监管力度不够等原因,一些寻呼企业不计成本“改频入网”,盲目扩张、追求市场占有率,造成价格战惨烈,竞争无序等,也加速了寻呼业的衰亡。

BP机,生活因你而变

当寻呼成为一段记忆时,沉淀下来的却是温馨和美好。BP机带给人们新的通信观念和个人通信体验,彰显了当时的生活方式。

BP机,让日子有了更多的期盼。人们在拿到盼望已久的BP机时,大都会立即兴奋地告知亲朋好友自己的呼号,最后还不忘叮嘱一句:有事儿呼我!人们希望忙碌,希望“BP……”的声音不断响起,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铃声大作。有些人耐不住经常沉默的BP机,没事儿就“自呼”。

数字让人理性。但数字BP机的出现,让枯燥的数字具有了一些感性,变得有些人情味儿。BP机年代,造就了不少“数字恋人”。第一代数字BP机的姓氏代码为两位数,可以想见,当恋人们看到那熟悉的、期待的两位姓氏代码时,怎么不会对数字产生别样的情愫。此时的数字不再冰冷,传递的是温暖。

北京第一家寻呼台——126,在众多用户心目中,是带给人温暖的地方。“有困难找班长台”。这里的话务员,见证了寻呼时代为用户服务的点点滴滴。

寻呼火爆的年代,寻呼台话务员曾经是很多女孩子羡慕的职业。但人们不知道,这些话务员的工作是多么简单、机械、紧张、枯燥。话务员每应答一个用户呼叫按要求必说三句工作用语:“您好”、“您呼多少号”、“您贵姓”。在问话的同时,眼睛盯着计算机屏幕,右手还要在8秒种之内将寻呼号码敲入计算机的小数字键盘,眼睛、嘴巴、手指同时工作。时间长了,小键盘上的数字已模糊不清,话务员们也可以不看小键盘而准确地“盲打”。每天的工作实行轮班制,无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赶上什么班就上什么班。寻呼台话务员基本上来自部队转业、社会招聘、长途话务员转岗等。因为女职工多,且年龄相仿,到了婚育年龄,为合理安排人手,生育也要自觉“排队”。

工作紧张辛苦,但服务质量不能因此打折扣。那时,因为126人工寻呼坐席繁忙,用户经常打不进来,不少有特殊需求的用户会经常拨打班长台电话。在用户心目中,班长台无所不能,可以为他们提供“综合信息服务”。

当年的126台值班长之一——王红丽给我们讲述了有关126台为各类用户服务的几件小事。

“我找爸爸、妈妈”。有一天值班时,班长台的电话响了,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害怕。”原来父母在孩子睡觉时出去办事,把孩子一个人留在了家里。为避免发生意外,班长就引导孩子:“爸爸、妈妈是不是有一个能出声的小机器?你能记得号码吗?”在班长的反复提醒下,孩子终于想起了父母的寻呼号码,126话务员顺利地找到了他的父母。

班长台还经常接到用户提出代发情书、诀别信等请求电话。有些夫妻吵架,女方在气头上拨通班长台后,边哭边说着指责对方的气话,并告诉班长台:“给我呼100遍!”班长台俨然成了宣泄不良情绪的场所。此时,班长要边劝慰用户边发出呼叫信息,承担着“心理咨询师”的角色。

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到北京后,经常询问到哪里购物、看病,游览哪些景点,如何乘车等。还有的用户第二天要出差,希望126寻呼台“叫早”……这些分内分外的要求,寻呼台也尽力满足,为用户提供“综合信息服务”。1990年,126台话务班被命名为“北京市先进青年班组”;1991年,被邮电部授予“全国邮电先进集体”。

如今,不少当年的寻呼台话务员已成为北京联通客服中心、外呼发展服务中心的中坚力量。

世事更迭、变迁,让寻呼成为往事。喧嚣过后,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通信手段的变迁、发展趋势及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人们总是希望摆脱束缚、超越限制,并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进行沟通。显然,无线寻呼老矣,满足不了人们的这种需求,而手机报、手机电视、网络等移动互联工具正成为获取信息的新手段。通信技术的升级、进步是永恒的。作为电信运营商,需要的是不断调整审视行业、世界的目光和心态,跟上人们需求变化的节拍,并引领人们走入更加丰富多彩的无线通信新世界。小灵通也将会像BP机一样慢慢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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